1969年，北京一个普通的下午。耿飚刚从阿尔巴尼亚回来，手里捏着一份报告。

这份报告直指阿尔巴尼亚滥用中国援助的问题，他知道这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。但他还是写了，因为他看到的情况让他无法保持沉默。

中国当时正处在艰难时期。农民们省吃俭用，工人们加班加点。

化肥少得可怜，农民们还在为提高产量发愁。黑白电视机更是稀罕物。

可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却大不相同。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机，化肥堆在地里任由风吹日晒。

这种强烈的对比让耿飚心里难受。

从1954年到1969年，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达90亿人民币。算下来，阿尔巴尼亚300万人口，人均获得3000元援助。

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，但当时中国农民一年收入才几十元。中国的外汇储备紧张，却还要给阿尔巴尼亚买棉花让他们织布。

他们拿着中国的援助物资，转手就卖给中国赚钱。

更让耿飚生气的是阿尔巴尼亚官员的态度。“你们有的，我们也要有，不向你们要，我们又向谁要呢？”这话说得理所当然。

当时中国人民还吃不上白糖，阿尔巴尼亚却要求按人口数量配给白糖。

耿飚决定写报告反映情况。这个决定需要勇气。

当时阿尔巴尼亚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社会主义盟友。毛主席还特意叮嘱过“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”。

但耿飚还是写了，因为他觉得不能让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，去养活别人的奢侈。

报告最终递到了毛主席手里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毛主席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称赞耿飚“敢说真话，是个好大使”。

政策随即调整。当耿飚回国后，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感叹：“耿飚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，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。”

这种敢说真话的性格贯穿了耿飚的一生。1944年，他带领美军观察组考察时，面对美方将军不守规矩，他直接呵斥：“叫什么将军阁下，别叫了。”建国后，当被安排从事外交工作时，他直接跟毛主席说：“主席，你说我就是个泥腿子，怎么能去跟洋人打交道呢？”

事实证明，这个“泥腿子”干得不错。在瑞典当大使期间，他发现瑞典钢铁工业的优势，立即写报告回国参考。

在巴基斯坦任大使时，他跟总统米尔扎谈得投机，为中巴友谊奠定基础。1980年访美时，他登上了“小鹰号”航母，还走进五角大楼，推动了中美军事交流。

耿飚的外交生涯证明，说真话不是缺点而是优点。他在瑞典当大使时，一位瑞典将军得知他曾带领过十几万大军，特意起身向他敬礼。

这种尊重源于他的真诚。他发现瑞典钢铁工业先进，就写报告建议国内学习。

这份真诚帮助中国钢铁工业发展。

在巴基斯坦，耿飚同样用真诚打动人。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破例单独接见他。

两人谈得投机，米尔扎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特别感兴趣。耿飚知无不言，这种真诚为后来的“现代丝绸之路”打下了基础。

2000年6月，耿飚因病去世，享年91岁。他一生都保持着说真话的勇气。

从抗日战争到建设时期，从对内工作到外交岗位，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。他是中国军队历史上唯一的无军衔国防部长，但他的功绩不在于军衔，而在于他敢于直言的品格。

耿飚的故事告诉我们：说真话需要勇气，但真话最终会得到理解和尊重。那份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报告，看似冒险，实则明智。

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：援助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，而不是无原则的付出。这种观点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思考。